亚觅洞察：看不上or看不懂“嫌弃“跨境出口行业十年 广州跨境出海还有机会吗？

“当一座城市不再能为跨境电商行业提供匹配的政策支持、产业生态和发展机遇时，行业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

广州在跨境出海赛道上的 “被嫌弃”，本质上是政策响应滞后、产业适配不足、生态构建缓慢导致的行业资源流失。

广州已失去“跨境出口电商黄金十年”，眼看着要继续再次失去”跨境出海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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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跨境出海“嫌弃”的广州时间不多了

1、广州被跨境出口电商行业”嫌弃“？

2015年，广州成为亚马逊第一届全球开店跨境峰会的举办地，这一事件本应是这座千年商都拥抱跨境出海浪潮的起点。

当时，亚马逊选择广州，看重的是其作为华南外贸枢纽的积淀、珠三角完善的产业供应链，以及数千万侨胞带来的全球商贸网络。

峰会吸引了全国数千家跨境电商企业参会，广州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次年便达到146.8亿元，占全国29.4%，出口86.5亿元同比增长1.5倍，稳居全国首位。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届峰会成为广州与亚马逊全球开店年度峰会的“唯一交集”。

此后十年间，亚马逊全球开店的年度峰会再也没有重返广州，转而落地上海、杭州、厦门、深圳、南京等城市。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行业资源流动的直观体现：当一座城市不再能为跨境电商行业提供匹配的政策支持、产业生态和发展机遇时，行业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

广州在跨境出海赛道上的“被嫌弃”，本质上是对跨境出口电商理解的政策响应滞后、产业适配不足、生态构建缓慢导致的行业资源流失。

2、为什么：峰会迁移背后的城市竞争力分化

（1）2015-2025年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峰会举办城市回顾

梳理2015至2025年的峰会举办轨迹，能清晰看到跨境电商行业资源的流动方向：

2015年首届落地广州后，2016年亚马逊与杭州签署合作备忘录并深化合作，2019年年度峰会选择上海举办，吸引上万名卖家线下参与，线上直播参与者更是翻倍，同年还在杭州钱塘智慧城落地全国首个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电商园；

2024年，峰会首次进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亲自会见亚马逊高管并致辞，彰显城市重视程度。

2020-2023年期间，受疫情影响，峰会曾以线上形式举办，但线下恢复后仍未考虑广州。

这十年间，亚马逊全球开店的峰会举办地形成了“上海-杭州-厦门-宁波-深圳-南京”的轮换格局，本身跨境重镇之一的广州却一直被排除。

这种布局调整背后，是亚马逊对不同城市跨境电商发展生态的综合评估，也折射出广州在行业核心资源争夺中的持续缺位。

（2）历届峰会举办城市对跨境电商的多维支持

举办城市对跨境电商的支持呈现出“政府引导+行业协同+产业赋能”的三维联动特征，这正是广州所欠缺的。

南京作为2024年举办地，迅速出台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支持企业“触网升级”、吸引知名企业落户、参与标准制定等目标，还升级了亚马逊南京办公室，发布30余项赋能举措，涵盖产业带开发、品牌建设、服务商生态和人才培养等领域。

市政府与亚马逊达成明确合作共识，将峰会成果转化为具体政策落地，这种“峰会搭台、政策唱戏”的模式让行业资源快速沉淀。

上海2019年举办峰会时，依托浦东机场全球前三的航空货运枢纽优势，为跨境电商提供高效物流支撑，当时发布的亚马逊2020年四大战略中，全球物流网络拓展与上海的物流枢纽定位高度契合。

上海海关后续推出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2022年浦东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出口货值已达389亿元，同比激增2.8倍，申报票数增长58%，形成“峰会带动政策创新、政策推动产业增长”的良性循环。

杭州则将峰会合作转化为长期生态构建，2019年落地亚马逊全球首个综合性卖家培训中心，发起“101时代青年计划”，与亚马逊共同推动办公家具、智能家居等产业带数字化转型。

作为全国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杭州推出113条制度创新清单，率先试点“无票免税”“所得税核定征收”等政策，形成“六体系两平台”的成熟模式并向全国推广，这种系统性支持让杭州成为跨境电商政策创新的标杆。

反观广州，在2015年峰会后并未出台针对性的后续支持政策，既没有像杭州那样构建长期培训体系，也没有像南京那样制定专项行动计划，导致峰会带来的行业热度快速消散，未能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

（3）历届峰会后三年举办城市跨境出海的发展成就

峰会举办往往成为城市跨境电商发展的“加速器”，后续三年的发展数据直观展现了这种带动效应。

杭州在2019年与亚马逊深化合作后，2020-2022年跨境电商出口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速，培育出子不语、卡罗特等头部企业，其中子不语成功上市，成为杭州跨境电商品牌化发展的代表。

到2025年，杭州已吸引沃尔玛全球电商、酷澎、乐天等国际平台落户，本土培育的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菜鸟等形成完整生态，21所高校开设跨境电商专业，每年培训人才10万人，峰会带来的平台资源已深度融入城市产业体系。

上海2019年峰会后，跨境电商出口进入爆发期，2020-2022年浦东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从试点初期的月均30万票，增长到2022年12月单月破2000万票的纪录，单个包裹平均货值从100元提升至300元，商品品类从服装小饰品拓展到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规模与质量的双重提升。

这种增长背后，是峰会促成的平台资源与城市物流、产业优势的深度融合。

南京2024年举办峰会后，虽然暂无完整三年数据，但2025年已显现增长势头，亚马逊平台上南京卖家数量同比增长30%，海外仓布局速度加快，政府与亚马逊合作的产业带开发项目已覆盖电子、家居等优势品类，预计未来三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速将保持在30%以上。

对比之下，数据显示，广州2015年峰会后，2016-2018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速从1.5倍逐步回落至20%左右，2018年1-9月跨境电商进出口仅增长4.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增速放缓与举办城市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凸显了当时的广州对跨境出口电商发展机遇的把握不足。

（4）广州十年跨境出口电商的监管关注、行业支持与成就

广州十年跨境出口电商的发展呈现“起点高、增速缓、生态弱”的特征，成就与潜力严重不匹配。

政策支持方面，广州虽在2015年成为南沙自贸区核心片区，推出“跨境电商监管新模式”等制度创新案例，但政策重心长期偏向进口。

2016年广州跨境电商进口60.3亿元，占全国23.1%，而出口支持政策多为通用性表述，缺乏针对性。

直到2024年，广州市才在政策答复中明确加强跨境物流体系建设、服务平台优化、人才培育等措施，但已落后杭州、深圳多年。

行业支持上，广州未形成规模化的跨境电商产业园区或集聚区，服务商生态零散。

虽然2025年建成17个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保税仓储面积42.4万平方米，海外仓62个，但这些基础设施未能有效整合，服务效率不高。对比深圳11个监管场所形成的全业态布局，广州的设施优势未能转化为产业优势。

发展成就方面，广州跨境电商规模从2016年146.8亿元增长至2024年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增长近20%，2024年外贸出口突破7000亿元，其中美妆洗护用品出口近100亿元，增长32.1%，成为全国第一大出口城市。

但横向对比，深圳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3720亿元，连续3年全国第一，杭州培育出多家上市公司，广州的增长速度和质量均处于下风。

3、深圳跨境电商产业集群的形成逻辑

深圳能诞生华南城四天王、坂田五虎等跨境电商标杆企业，形成坂田、天安云谷、前海等区域发展中心，核心在于“产业基础+政策红利+生态协同”的三重驱动。

从产业基础来看，深圳拥有全球最完善的电子信息产业供应链，3C数码、智能家居等产品占据全球市场优势，这为跨境电商提供了高性价比、强竞争力的货源。

坂田天安云谷聚集的50%跨境电商企业中，3C数码、蓝牙耳机等品类凭借本地供应链优势，能实现快速研发、生产、出海的闭环，反应速度远快于其他城市。

政策支持上，深圳自2016年成为跨境电商综试区后，构建了“商、关、汇、税、贷、保”六位一体监管服务模式，搭建统一数字底座，取消海外仓模式备案要求、简化出口单证申报手续，让企业“轻装上阵”。

前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了大量跨境电商企业和服务商集聚，前海8%的跨境电商企业专注宠物家具、美容仪器等细分品类，形成差异化优势。

生态协同方面，深圳建成5个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孵化全国超一半的跨境电商配套服务商，形成卖家、平台、服务商“1+1+1＞N”的合力。

南山15%的企业聚焦扫地机器人、AI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依托深圳的研发优势打造品牌；龙华、坪山等区域根据产业基础形成特色品类集群，这种“全域协同、分区聚焦”的布局，让深圳跨境电商形成规模效应和创新活力。

此外，深圳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吸引了全国跨境电商人才，25万国际人才和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让中小企业能快速成长。

对比广州，深圳的政策更具前瞻性，产业更具集聚性，生态更具协同性，这正是其能成为“跨境电商之都”的核心原因。

4、深圳跨境出口电商的区域品类分布特征

深圳跨境出口电商形成了“核心集聚、多点辐射”的区域品类分布格局，各区域依托产业基础形成鲜明特色。

坂田天安云谷作为核心集聚区，占据深圳跨境电商50%的份额，品类覆盖3C数码、蓝牙耳机、服装、汽配、家居、玩具等，依托华南城的供应链资源和天安云谷的产业配套，成为全国跨境电商的标杆区域。

这里的企业多以亚马逊平台为主，凭借供应链快速响应能力，能在短时间内打造爆款产品。

南山区凭借高科技产业优势，15%的跨境电商企业聚焦扫地机器人、泳池清洗机、AI机器人等高端智能产品，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契合全球消费升级趋势，部分企业的产品在亚马逊平台占据TOP3位置。

龙华区9%的企业专注化妆品、家具、两季品、耳机等品类，依托本地的美妆产业带和家具制造业基础，以性价比为核心竞争力，深耕欧美中端市场；

前海片区8%的企业聚焦宠物家具、美容仪器等细分赛道，借助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和跨境金融服务，打造精细化品牌；

坪山区8%的企业集中在耳机品类，形成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基地；宝安区和沙井分别以5%的份额布局两季品和公路自行车，依托港口物流优势拓展全球市场。

这种区域品类分布并非人为规划，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体现了深圳跨境电商与本地产业基础的深度绑定，也反映了其产业生态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这正是广州所缺乏的产业集聚效应。

二、广州“看不上”跨境出口电商？

1、广州”看不上“跨境出口电商？

广州对跨境出海的“看不上”，本质上是城市发展战略的优先级排序问题，体现在政策资源分配、产业发展重心、城市定位认知三个层面。

政策资源分配上，广州长期将外贸发展重心放在传统一般贸易和跨境进口上，跨境出口仅作为补充。

2015-2024年，广州出台的跨境电商相关政策中，关于进口的保税仓储、通关便利、消费促进等措施占比超60%，而出口支持多为通用性的物流优化、通关提速，缺乏像深圳“海外仓补贴”、杭州“品牌培育基金”那样的针对性政策。直到2024年，广州市才提及支持海外仓布局和品牌出海，但政策力度和覆盖范围远不及深圳、杭州。

产业发展重心上，广州始终坚守“千年商都”的传统商贸定位，将专业批发市场、会展经济作为核心优势，对跨境电商这种“线上+跨境”的新型贸易形态重视不足。

在城市发展规划中，跨境电商长期处于“依附于外贸发展”的次要地位，未被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导致资源投入不足、发展动力匮乏。

城市定位认知上，广州对跨境出海的战略意义理解滞后，未能认识到其对传统产业升级、城市国际化转型、乃至中国新出海的带动作用。

当深圳将跨境电商作为“买全球卖全球”的核心抓手，杭州将其作为“数字经济出海”的重要载体时，广州仍将跨境电商视为传统外贸的补充，这种认知差距导致广州在跨境出口电商行业竞争一直游离状态。

2、广州腾笼换鸟：专业批发市场清理的得失与影响

广州自2015年起推进“腾笼换鸟”战略，累计完成322家专业批发市场的转型疏解，其中原地转型升级58家，规范整治177家，业态转营41家，拆除关闭32家，搬迁疏解14家。

这一举措旨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升级，但对跨境出口电商的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

从“得”的方面来看，部分专业批发市场通过数字化转型接入跨境电商赛道，形成新的增长点。

流花服装批发市场开发运营垂直服饰类跨境电商平台商城，吸引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访问，触达过亿人次；

名商天地皮料五金龙头市场聚集70多家假发跨境电商企业，年交易额超10亿元，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eBay等平台销往欧美；

万菱广场、中港皮具城等9家批发市场纳入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实现跨境电商与传统批发的融合。

但从“失”的角度分析，大规模清理对跨境电商供应链造成了显著冲击。

鞋服箱包、消费电子、美妆彩妆等品类的中小制造企业和商户大量外迁，夏茅工业区拆迁导致三分之一鞋厂淘汰出局，超百家制鞋企业迁往番禺、佛山等地，近6万平米老旧厂房被拆除。

这种外迁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搬迁成本和物流成本，周边地区厂房租金短期内上涨30%，还导致广州本地跨境电商卖家的供应链响应速度变慢，部分卖家因无法及时对接货源而选择将供应链转移至深圳、珠三角乃至全国其他区域。

更严重的是，清理过程中缺乏对跨境电商供应链的保护和引导。广州的专业批发市场长期是跨境电商卖家的核心货源地，尤其是中小卖家依赖市场的小额批发、快速补货优势。

但在腾笼换鸟过程中，政府未规划专门的跨境电商产业承接区，也未建立货源地与卖家的对接机制，导致供应链断裂。

对比杭州推动产业带与跨境电商对接的做法，广州的腾笼换鸟只注重“腾笼”，却忽视了“换鸟”的产业承接，最终导致跨境电商持续发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就近供应链基础土壤。

3、广州跨境进出口电商的政策支持差异

广州对跨境进口和出口电商的政策支持呈现“重进口、轻出口”的显著分化，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者发展失衡。

跨境进口方面，广州凭借南沙自贸区、白云机场等优势，构建了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在通关便利化上，推出“双前置”货站监管模式、冰鲜水产品“就地检”、车厘子“快速验”等专项措施，2024年白云机场冰鲜水产品、南沙口岸车厘子进口量均增长超四成。

在基础设施上，建成42.4万平方米跨境电商保税仓储面积，17个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重点服务进口业务，菜鸟、京东、唯品会等龙头企业的进口业务在广州快速扩张。

在政策红利上，南沙自贸区实行“境内关外”监管政策，货物进出自由、外汇进出自由，吸引了大量进口电商企业落户，2024年广州消费品进口值占全市进口总值的22.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跨境出口方面，政策支持长期处于“被动跟进”状态，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

通关便利化措施多为全国统一推行的常规操作，如2024年上线的跨境智慧物流信息系统，虽实现全链路可追溯，但比深圳的“智慧场站”晚了3年；

在海外仓支持上，直到2024年才出台政策引导企业布局，而深圳早在2020年就已推动海外仓标准化建设，2025年上半年深圳跨境电商海外仓（9810）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9.5倍；

在财税支持上，广州未推出针对跨境出口的专项退税优惠或资金补贴，而杭州则早早就已试点“无票免税”政策，深圳提供出口信用保险补贴，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

政策引导方向上，广州将跨境进口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深度绑定，通过进口商品展示、保税体验等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而跨境出口仅作为外贸增长的辅助手段，未与传统产业升级、品牌培育等战略进行系统务实相结合。

这种政策倾斜导致广州跨境进口规模连续9年全国第一，但跨境出口增速远低于深圳、杭州，形成“进口强、出口弱”的失衡格局。

4、千年商都的保守与跨境浪潮的冲突

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形成的保守、稳重的商业文化，在跨境出海浪潮中逐渐成为发展桎梏。这种文化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新型贸易形态的接受度低。

广州的商业优势长期依赖线下专业批发市场、广交会等传统载体，商家习惯了“面对面交易、批量拿货”的模式，对跨境电商“线上交易、小额批发、直面终端”的新型模式缺乏信任和适应能力。

许多专业批发市场的商户即使接入跨境电商平台，仍沿用传统批发思维，缺乏数字化运营能力和品牌意识，难以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立足。

二是风险偏好偏低，创新动力不足。

广府商人注重稳健经营，对跨境出海面临的汇率波动、政策风险、市场不确定性存在天然抵触，更倾向于深耕国内市场和传统外贸渠道。相比深圳企业“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广州跨境电商企业多选择跟随策略，缺乏在独立站建设、品牌出海、新兴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突破性尝试。

三是路径依赖严重，转型意愿薄弱。

广州长期依赖“前店后厂”的传统商贸模式，对跨境电商这种需要“数字化转型+全球化布局”的新型模式，缺乏主动转型的紧迫感。

政府层面也未能及时引导传统商贸企业向跨境电商转型，导致大量优质的鞋服、美妆、家具等产业资源未能转化为跨境出海优势。

而深圳、杭州则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传统产业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实现了产业升级。

这种保守与稳重，在全球化缓慢推进的时代是优势，但在跨境电商快速迭代、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却意味着错失机遇。

当深圳企业在亚马逊平台快速打造爆款，杭州企业通过独立站构建品牌时，广州的不少传统企业仍在坚守传统模式，最终被行业浪潮甩在身后。

5、广州人才优势未能转化为跨境出海动能的根源

广州拥有华南最丰富的高校资源和人才储备，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每年培养大量商科、外语、计算机专业人才，人才板凳深度远超深圳。

但这些人才优势未能转化为跨境出海的发展动能，核心原因在于“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脱节”。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和本地智库资源挖掘滞后于行业发展。

广州仅有10余所院校设置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且课程设置偏重理论教学，缺乏实操训练和行业对接。多数高校仍以传统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专业为主，课程内容未涵盖亚马逊运营、独立站建设、跨境物流、海外营销等跨境电商核心技能，导致毕业生难以直接满足企业需求。

不少高校的跨境电商课程设置陈旧，只懂宏观叙事，却无法给企业务实可行之策略和辅导。企业与高校间缺乏有效的联合培养与实战转化机制，导致“有人才，但无可用之才”。

广州大量的工贸一体型跨境出海企业和产品型跨境出海企业急需的多渠道本土化产品品牌出海路径长期战略制定及系统落地能力一直没有很好满足。

与此同时，大量植根本地持续多年致力广州跨境电商发展的行业智库能力和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开发。

比如多渠道本土化产品品牌出海增长、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跨境专委会专家、执委会主任、中国跨境电商50人论坛成员的亚觅出海等为代表原生于全球品牌及跨境出海行业的研究智库，则一直持续多年陪伴广州跨境出海行业成长 。

对比杭州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学院，21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每年培训10万人次，广州的人才培养速度和质量均存在差距。

人才政策缺乏针对性，难以吸引跨境电商高端人才。

广州的人才政策多聚焦于高端科研人才、领军人才，对跨境电商领域的运营人才、营销人才、技术人才缺乏专项支持。

而深圳推出“跨境电商人才计划”，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等政策；杭州通过“精英人才培训班”“人才基地建设”等方式，吸引全国跨境电商人才集聚。

城市产业生态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跨境电商人才的成长需要完善的产业生态，包括优质企业、专业服务商、行业交流平台等。

广州跨境电商企业及服务商生态零散，缺乏头部服务商，人才难以获得，行业交流活动相比深圳杭州稍逊一筹，在强力竞争的深圳虹吸效应效应下，广州的动作显得异常无力。

相比之下，深圳、杭州的跨境电商生态能为人才提供全方位的成长支持，吸引大量跨境出口电商从业者和创业者涌入。

6、广州外贸行业的衰落与跨境出口电商的崛起断层

广州外贸行业的传统优势逐渐衰落，而跨境出口电商未能及时补位，形成了“旧动能减弱、新动能不足”的断层局面。

广州外贸的衰落体现在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和增长动力不足。

曾经支撑广州外贸的纺织服装、鞋类、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成本上升、订单外流的压力。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将产线迁至越南等成本洼地，导致广州相关产品出口增速放缓。

2015-2024年，广州外贸进出口增速从两位数逐步回落至2024年的3%，虽2024年出口额突破7000亿元，但增速远低于深圳的跨境电商增速，传统外贸的增长引擎作用持续减弱。

跨境出口电商本应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能，但广州未能抓住这一机遇。

2016年广州跨境电商出口占全国36.3%，但此后增速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增长近20%，虽看似不错，但对比深圳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3720亿元、连续3年全国第一的成绩，差距十分明显。

更重要的是，广州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的融合度极低，传统外贸企业向跨境电商转型的比例不足10%，而深圳、杭州的这一比例均超过30%。

造成这种断层的核心原因在于政策引导缺失和产业协同不足。

政府未出台鼓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的专项政策，缺乏资金支持、人才培训、平台对接等配套服务；

传统外贸企业转型意愿不强，仍依赖线下展会、代理商等传统渠道，对跨境电商的数字化转型存在抵触情绪；

跨境电商企业则多为新兴企业，缺乏与传统外贸企业的供应链协同，难以借助传统外贸的渠道资源和客户基础。

这种断层导致广州外贸行业在传统优势减弱时，未能通过跨境电商实现动能转换，而深圳、杭州则通过跨境电商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了外贸的高质量增长。

7、广州跨境出海的产业资源复盘

广州拥有丰富的产业资源，但这些资源未能有效整合转化为跨境出海优势，具体可从以下维度复盘：

产业供应链资源方面，广州依托珠三角产业带，在纺织服装、鞋类、箱包、美妆、家具等品类拥有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广州是全国美妆洗护用品第一大出口城市，2024年出口近100亿元，增长32.1%；中大纺织商圈是全国最大的纺织面料集散地，聚集数千家纺织企业；

白云区的皮具、番禺区的珠宝、花都区的皮革制品等产业带，均具备跨境出海的产品优势。

但这些产业带多以传统制造和线下批发为主，数字化程度低，缺乏针对跨境电商的柔性供应链能力，难以满足小批量、多批次、快速补货的跨境需求。

物流通关资源方面，广州拥有白云机场、南沙港两大枢纽口岸，2024年两大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分别增长14.2%和18.7%；广州国际港开行中欧班列390列，形成“海陆空铁”立体物流网络。

通关方面，广州跨境电商通关信息化系统已上升为全国统一版本，2025年建成17个监管作业场所，具备良好的物流通关基础。但资源整合不足，白云机场的航空运力与跨境电商需求对接不畅，南沙港的海运快线发展滞后于深圳盐田港，中欧班列的跨境电商货物占比不足20%，物流效率和成本缺乏竞争力。

侨胞资源方面，广州拥有数千万侨胞，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广泛的海外商贸网络。这些侨胞在当地拥有丰富的渠道资源、市场认知和人脉关系，本应成为广州跨境出海的重要桥梁。

但目前侨胞资源的利用仅限于传统外贸的人脉介绍，未形成系统化的合作模式，缺乏针对侨胞的跨境电商合作平台和政策支持，数千万侨胞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跨境出海的竞争优势。

会展经济资源方面，广交会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每年吸引数十万境外采购商，但广交会的数字化转型滞后，未能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

广州虽举办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但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杭州的全球跨境电商峰会、深圳的高交会，未能形成连接全球资源的行业平台，会展经济对跨境电商的带动作用有限。

三、广州“看不懂”跨境出海？

1、广州跨境出海的自然生长与生态浮沉

广州跨境电商的发展呈现“自然生长”的特征，缺乏政府引导和生态培育，导致龙头企业、明星企业和服务生态企业均经历起伏浮沉，未能形成持续发展的动能。

广州本地跨境出口电商龙头企业的浮沉轨迹尤为典型。

广州棒谷作为早期跨境电商“老兵”，2017年GMV已突破80亿元，连续7年蝉联eBay中国区销售金奖，亚马逊平台贡献核心营收。

但由于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综合影响下，棒谷在2017年启动的IPO进程后，因海外仓库存周转问题、风控冲击等因素受阻，2022年上半年营收同比下滑40%。

虽提前布局独立站，在2020年亚马逊封号潮中实现部分订单回流，但长期转型的阵痛明显，短时间内很难像深圳安克创新那样成长为全球品牌。

另外一个广州跨境出海老兵，则是亚觅出海跟踪多年的老朋友，广州蓝深。

广州蓝深科技从乐器代工起步，2012年进驻亚马逊美国站，2020年跻身亚马逊乐器品牌全球Top3，2021年获得近亿美元B轮融资，2023年营收突破15亿元。

但其发展面临供应链短板和市场容量竞争压力，2024年因木材价格波动导致毛利缩水。

广州千洛贸易，则是近年备受关注的沉淀多年的跨境出海行业新秀。

公开消息显示，广州千洛专注服装服饰跨境业务，2020年销售额破10亿元，旗下CRZ YOGA获得亚马逊年度最具价值品牌奖项，2023年销售额迈进15亿元

但面对服饰类目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流量成本上升，千洛缺乏务实可行的品牌出海政策支持、中高级人才及全球营销资源支持，要想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增长，明显压力更大。

广深两地跨境出口服务生态企业的发展同样一言难尽。

2015年，广州出口易作为广州跨境物流服务商代表，向总理汇报跨境电商物流发展情况，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福州纵腾集团后来居上，布局全球海外仓网络，2025年成为全球领军跨境电商基础设施服务商并在11月成功借壳上市。

其他服务生态企业如跨境支付、营销、培训等，在广州也呈现“零散发展、缺乏协同”的特征。

深圳、杭州、福州等城市将跨境物流视为跨境电商发展的“生命线”，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资源整合等方式，培育龙头服务商，而广州并没高度重视服务生态的发展，对物流、支付、营销等服务商缺乏系统性支持。

广州未形成像深圳那样的服务商集聚效应，企业之间缺乏合作，服务效率低、成本高，难以满足跨境电商企业的全方位需求。

这种从上而下的服务生态及薄弱支持，进一步加剧了广州跨境出口电商企业发展困难，形成“企业发展难→生态更薄弱→企业更难发展”的恶性循环。

3、广州、深圳、杭州跨境出海发展的核心差异对比

广州与深圳、杭州在跨境出口电商发展上的差距，本质上是政府引导、行业发展、人才聚集、产业资源四大维度的系统性差异。

政府引导方面，深圳以“制度创新+精准扶持”为核心，构建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

自2016年成为综试区后，深圳率先探索跨境电商阳光化试点，搭建“1个平台+4个产品”公共服务体系，取消海外仓备案、简化出口单证，2024年出台政策支持品牌独立站建设和跨境直播，形成“政策跟着行业走、精准对接需求”的模式。

杭州以“政策创新+生态构建”为特色，推出113条制度创新清单，率先试点“无票免税”“所得税核定征收”，建立跨境电商立法和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杭州经验”。

广州则以“被动跟进+基础保障”为主，政策出台滞后于行业发展，缺乏创新举措和精准扶持，直到2024年才完善跨境物流、人才培育等基础服务，引导作用薄弱。

行业发展方面，深圳形成“龙头引领+中小企业集聚”的格局，14家跨境电商上市企业引领行业发展，5个国家级电商示范基地孵化超3万卖家，服务商生态覆盖物流、支付、营销等全链条，2024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3720亿元，连续3年全国第一。

杭州聚焦“品牌培育+产业带融合”，培育出子不语、卡罗特等头部品牌，推动办公家具、智能家居等产业带数字化转型，全球跨境电商峰会、三创赛等活动形成行业交流氛围。

广州则呈现“企业分散+缺乏协同”的状态，龙头企业规模有限，中小企业缺乏集聚效应，服务商生态零散，2024年跨境电商零售出口增长虽近20%，但规模和质量均落后于深杭。

人才聚集方面，深圳以“政策吸引+生态留人”为核心，推出跨境电商人才专项计划，提供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25万国际人才和完善的创业环境吸引全国人才流入，企业能快速招聘到运营、营销、技术等专业人才。

杭州以“产教融合+人才培训”为特色，21所高校开设跨境电商专业，成立全国首个跨境电商学院，每年培训10万人次，“一会一赛一展”为人才提供成长平台。

广州则因“人才培养滞后+政策缺乏吸引力”，本土高校人才输出与行业需求脱节，且未能有效挖掘利用本地跨境出海行业智库资源和能力，外地人才流入不足，企业面临“招聘难、留人难”的困境。

产业资源方面，深圳依托电子信息产业带，形成3C数码、智能家居等优势品类，供应链响应速度快、成本低，与跨境电商的适配度极高，坂田、前海等区域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杭州依托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形成数字经济优势，跨境电商与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深度融合，营销渠道丰富。

广州虽拥有纺织服装、美妆、家具等产业带，但数字化程度低，供应链与跨境电商需求脱节，物流、侨胞等资源未能有效整合，产业优势难以转化为跨境出海竞争力。

4、行业关键关口的城市支持差异：封号风波与合规风暴

在2022年亚马逊封号风波和2025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风暴这两个关键关口，广州、深圳、杭州的支持措施差异，直接导致了行业资源的进一步流动，广州的被动应对使其再次错失机遇。

2022年亚马逊封号风波中，深圳迅速出台“组合拳”支持企业应对。

政府联合亚马逊、eBay等平台举办合规培训，覆盖超数千家企业；推出法律援助专项服务，组织律师团队为被封号企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维权支持；设立10亿元专项基金，为企业提供资金周转支持，帮助企业转移库存、拓展独立站；海关、税务部门简化通关流程和退税手续，加快企业资金回笼。

这些措施帮助深圳企业快速应对危机，许多企业通过独立站转型、多平台布局实现逆势增长，众多企业通过政府支持，快速恢复元气。

杭州的应对则聚焦“合规引导+转型赋能”。组织行业专家编写《跨境电商合规运营指南》，免费发放给企业；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制度优势，推动企业建立合规运营体系；加大对独立站建设的支持力度，提供技术培训和流量补贴，帮助企业降低对第三方平台的依赖；联合阿里巴巴国际站、速卖通等本土平台，为被封号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快速对接国内供应链资源。

杭州企业在风波后加速向品牌化、独立化转型，子不语等企业通过合规运营和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广州在封号风波中的应对则显得被动滞后，乏系统性的政策支持，并未设立专项基金或提供法律援助，被封号企业只能自行应对；

对独立站转型、多平台布局等方向缺乏系统务实战略及落地支持引导，只是简单给与资金补贴引导，不少尝试进入独立站跨境出海的企业因对其难度认知不足、经营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库存积压而项目最终铩羽而归。

2025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风暴中，深圳、杭州再次展现了前瞻性的支持措施。强烈建议查看：亚觅洞察：跨境成本认定困局与合规破局 呼吁更懂业务监管照亮出海路

深圳推出“财税合规专项服务计划”，组织税务专家上门为企业提供合规诊断，帮助企业规范财务流程；联合金融机构推出合规企业信贷优惠政策，降低融资成本；推动税务部门简化跨境电商退税流程，实现“离境即退税”，加快企业资金周转。

杭州则出台“财税合规奖励政策”，对率先完成合规转型的企业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建立跨境电商财税合规服务平台，整合税务、会计、法律等服务商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试点跨境电商所得税核定征收优化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

广州在财税合规风暴中的支持措施仍未突破“基础保障”层面，缺乏引入本地智库专家进行针对性的系统诊断服务和资金支持；未建立合规服务平台，企业需自行对接服务商，成本高、效率低；退税流程优化滞后，企业退税周期比较长，资金占用压力大。

四、跨境出海与广州难舍难分

1、广州跨境电商的企业格局与龙头浮沉

尽管发展滞后，但广州跨境电商已形成独特的企业格局，白云平台型卖家、番禺独立站卖家为主的“大杂居小聚居”发展势头，仍展现出一定的产业基础，一批龙头企业的浮沉轨迹也反映了广州跨境出海的潜力与困境。

白云区作为平台型卖家的集聚地，依托三元里皮具、石井服装等产业带，聚集了大量亚马逊、eBay平台卖家，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品类覆盖鞋服、箱包、美妆等。

这些企业凭借本地供应链优势，能快速对接货源，但缺乏品牌意识和合规运营能力，受平台政策波动影响较大，2022年亚马逊封号风波中，白云区众多平台型卖家受到冲击。

番禺区则聚焦独立站卖家，依托南村、大石的电商产业园，聚集了一批从事家居、家具、户外用品等品类的独立站企业。

这些企业注重品牌建设和私域流量运营，避开部分平台政策风险，但缺乏持续流量获取、海外营销等专业能力，广州本土缺乏相关系统智库和服务商支持，许多企业需从深圳、杭州引进服务商，运营成本较高。

广州跨境电商龙头企业的发展历程，既展现了广州的产业优势，也暴露了生态短板。

广州棒谷从早期深耕eBay、亚马逊，到2013年布局独立站，投入3000万升级多语言站点系统，2015年黑五期间独立站逆势增长287%，形成“平台+独立站”双核战略。

2020年亚马逊封号潮中，棒谷凭借风险隔离机制实大份额订单回流，这场危机应对被写入行业研究案例库。

但由于行业变化、内外部因素叠加产业协同影响，棒谷的独立站发展速度远低于其他明星企业的独立站，2022年因海外仓库存问题营收下滑严重，转型之路充满坎坷。

广州蓝深科技专注乐器垂直品类，工程师占比超40%，累计获得140项专利，碳纤维静音吉他等爆款产品长期占据亚马逊热销榜，2023年营收突破15亿元，旗下品牌Donner入选凯度BrandZ中国全球化成长明星榜单。

但面对雅马哈等巨头的竞争和木材价格波动，蓝深缺乏海外产能布局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2024年毛利缩水，增长压力增大。

广州千洛贸易建成自营工厂，实现“研发-生产-运营-销售”全链路布局，自主研发产品超2000款，SKU超13万，文胸产品覆盖A到K杯，2023年销售额达15亿元。

但其发展面临服饰类目流量成本上升和时尚趋势快速迭代的挑战，除了内外部竞争压力之外，广州缺乏针对服装跨境电商的品牌营销支持和产业带协同政策，千洛想要进一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要克服的难题还不少。

广州时易中采取“稳步扩张、多品类布局”策略，聚焦办公电子、汽摩配等品类，注重合规管理，近年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速，核心团队吸纳了华为、广汽等企业的专业人才。

但基本盘依赖传统品类，新兴消费趋势下创新迭代速度不足，广州缺乏对跨境电商创新品类的培育政策，时易中要持续突破增长瓶颈，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

广州沃芙科技专注女装细分赛道，深耕北美市场，凭借快速迭代的新品和精细化运营，成为亚马逊女装类目增长较快的品牌卖家。

但公开渠道披露，广州沃芙极度依赖单一平台的单一服饰品类，缺乏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后续发展挑战要过难关不少。

上述企业，除了类似广州蓝深因为早早引入风投在企业合规提前布局，绝大部分广州的跨境出口电商企业如今都面临国家税务总局15、16、17号文推动的整体架构和财税合规压力，如履薄冰恰好此时此刻。强烈建议查看：万字长文：”无票免征≠救赎 从9810到离岸架构 资金自由与成本才是核心

2、广州人才优势与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的错配

广州拥有华南最丰富的高校资源和人才储备，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每年培养数十万商科、外语、计算机、国际贸易等专业人才，人才板凳深度远超深圳、杭州。

但这些人才优势与跨境电商的人才需求严重错配，导致“有人才无可用”的尴尬局面。

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脱节是核心问题。

广州仅有10余所院校设置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多数高校仍以传统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专业为主，课程设置偏重理论教学，缺乏实操性。

不少广州高校的国际贸易专业核心课程仍围绕传统外贸流程、国际贸易规则展开，仅在选修课中涉及跨境电商基础概念，未涵盖亚马逊运营、独立站建设、跨境物流管理、海外社交媒体营销等核心技能。

相比之下，杭州高校则直接成立跨境电商学院，开设亚马逊运营实务、独立站搭建与推广、跨境电商数据分析等实操课程，每年为杭州输送数千名实用型跨境电商人才。

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人才实践能力不足。

广州高校与跨境电商企业的合作多停留在参观学习、讲座交流层面，缺乏深度的产学研合作。多数高校未建立跨境电商实训基地，学生难以获得真实的运营实践机会，毕业生入职后需企业岗前培训，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平台及服务商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学生在校期间即可参与真实项目运营，毕业即可上岗。

人才政策缺乏针对性，难以吸引跨境电商高端人才。

广州的人才政策多聚焦于高端科研人才、领军人才，对跨境电商领域的运营人才、营销人才、技术人才缺乏专项支持。

跨境电商运营总监、海外营销专家等岗位的薪酬待遇在广州与深圳、杭州存在差距，且缺乏住房补贴、子女教育优惠等政策吸引力。

深圳针对跨境电商人才推出“住房补贴最高50万元”“子女优先入学”等政策，杭州则通过“精英人才培训班”“人才创业补贴”等方式吸引人才，形成人才集聚效应。

行业人才培训体系不完善，现有人才难以适应行业发展。

广州缺乏规模化、专业化的跨境电商人才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培训多为短期讲座，缺乏系统性。

而深圳、杭州拥有大量专业的跨境电商培训机构，能为企业员工提供从基础运营到高级管理的全流程培训。广州跨境电商企业的员工想要提升技能，往往需要前往深圳参加培训，既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也产生核心员工流失风险。

3、广州未被挖掘的服务资源与跨境出海潜力

广州拥有海陆空物流通关、数千万侨胞、零售品牌、国内电商、直播电商等丰富的服务资源，但这些资源远未被充分挖掘，成为跨境出海的潜在优势。

物流通关资源方面，广州拥有白云机场、南沙港两大枢纽口岸，2024年白云机场国际货运量增长14.2%，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达1675.7万标箱，年均增长8.4%；广州国际港开行中欧班列390列，形成“海陆空铁”立体物流网络。

但这些资源与跨境电商的对接不足，白云机场的跨境电商航空货运航线仅60余条，远低于深圳机场的251个货运航点；

南沙港的跨境电商海运快线发展滞后，缺乏针对跨境电商的快速通关和物流配套服务；

中欧班列的跨境电商货物占比不足20%，未能充分发挥铁路物流的成本优势。

对比深圳，其海关推动前海、盐田等综保区开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机场国际快件中心扩容升级，智慧场站建设助推通关提速，2025年上半年深圳海外仓（9810）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9.5倍，物流资源的利用效率远超广州。

侨胞资源方面，广州拥有数千万侨胞，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在欧美、东南亚等跨境电商核心市场，侨胞拥有丰富的渠道资源、市场认知和人脉关系。

这些侨胞本可以成为广州跨境电商企业对接海外市场的桥梁，帮助企业了解当地消费需求、拓展销售渠道、处理售后问题。

但目前侨胞资源的利用仅限于传统外贸的人脉介绍，缺乏系统性的合作模式。广州未建立针对侨胞的跨境电商合作平台，也没有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侨胞参与跨境电商业务，导致数千万侨胞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跨境出海的竞争优势。

如果能搭建侨胞跨境电商合作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侨胞资源将成为广州跨境出海的独特优势。

零售品牌和国内电商资源方面，广州拥有众多优秀传统零售品牌，以及一批本土国内电商企业，但这些企业的跨境出海意愿不强，未能成为跨境出海的新主力。

传统零售品牌拥有丰富的供应链资源和品牌运营经验，但缺乏跨境电商运营能力和全球市场布局意识；

广州的国内电商企业多聚焦于淘宝、京东等国内平台，对跨境电商的海外市场和运营模式缺乏了解。

对比深圳，其本土零售品牌和国内电商企业纷纷布局跨境电商，通过跨境电商拓展全球市场，形成“国内电商+跨境出海”的双轮驱动模式。

广州缺乏对传统零售品牌和国内电商企业跨境转型的务实落地可行政策引导和行业智库陪伴孵化支持，未能激活这部分资源的跨境潜力。

直播电商资源方面，广州是全国直播电商的重要基地，拥有辛选等头部直播机构和大量主播资源，但直播电商与跨境电商的融合不足。

目前广州的直播电商多聚焦于国内市场，跨境直播电商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针对跨境直播的政策支持、技术服务和流量引导。

杭州则推动直播电商与跨境电商深度融合，鼓励主播开展跨境直播，提供外语培训、海外流量补贴等支持，跨境直播成为杭州跨境电商的新增长点。

广州如果能将持续直播电商的流量优势与跨境电商的出海需求结合，将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4、广州的产业供应链基础与跨境出海的适配潜力

广州依托珠三角产业带，拥有纺织服装、鞋类、箱包、美妆、家具、电子信息等完善的产业供应链，这些产业基础为跨境出海提供了坚实的产品支撑，具备巨大的适配潜力。

纺织服装产业带方面，广州是全国重要的纺织服装生产和集散地，中大纺织商圈聚集数千家纺织企业，流花、白马等服装批发市场是全国服装潮流的风向标，2024年广州服装出口额达数百亿元。

该产业带的产品款式多样、性价比高，契合全球跨境电商的消费需求。

但目前产业带的数字化程度低，多数企业仍采用传统批量生产模式，缺乏针对跨境电商的柔性供应链能力，难以满足小批量、多批次、快速补货的需求。如果能推动产业带数字化转型，建立柔性供应链体系，广州纺织服装跨境电商将实现规模和质量的双重提升。

美妆产业带方面，广州是全国美妆洗护用品第一大出口城市，2024年出口近100亿元，增长32.1%。

白云美湾是全国重要的美妆产业集聚区，聚集了数千家美妆生产企业和品牌，产品涵盖护肤品、彩妆、个人护理等多个品类。

广州美妆产业的研发能力强、产品迭代速度快，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产业带存在品牌影响力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多数企业以OEM/ODM代工为主，缺乏自有品牌。

如果能加强品牌培育和海外营销支持，广州美妆跨境电商将有望打造出全球知名品牌。

家具产业带方面，广州番禺、顺德等地是全国重要的家具生产基地，产品涵盖实木家具、板式家具、户外家具等多个品类，出口额长期位居全国前列。

广州家具产业的供应链完善，生产工艺成熟，产品质量可靠，契合欧美等海外市场的消费需求。但家具产品体积大、物流成本高，跨境电商运营难度较大。

如果能优化跨境物流方案，建立海外仓配送体系，降低物流成本，广州家具跨境电商将迎来快速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带方面，广州依托珠三角的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3C数码、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等品类拥有完善的供应链。

广州的电子信息产品技术含量高、性价比高，在跨境电商平台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产业带的跨境电商渗透率低，多数企业仍依赖传统外贸渠道。如果能加强政策引导，推动企业向跨境电商转型，广州电子信息跨境电商将形成新的增长点。

5、广州跨境出海的政策迷局

广州跨境出海的政策支持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缺乏体系”的状态，让企业和从业者“看不清、摸不透”，这成为制约跨境出口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是核心问题。

广州相关政策多分散在对外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升级等通用文件中，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对比深圳出台的《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突破5000亿元，培育100个知名品牌；

杭州的《杭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十四五”规划》，详细规划了产业布局、生态构建、人才培养等重点任务，广州的政策支持显得零散而被动。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乏针对性。

广州对跨境电商的资金支持多为小额补贴，且申请流程繁琐，难以真正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在财税支持上，广州未推出针对跨境电商的专项退税优惠或所得税减免政策，而杭州早早就开始试点“无票免税”政策，深圳提供出口信用保险补贴，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政策执行不到位，企业获得感不强。

广州出台的部分跨境电商支持政策，如跨境物流优化、人才培育等，多停留在文件层面，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和监督评估。

人才培育政策中提到的“支持高校开设跨境电商专业”，但缺乏具体的资金支持和课程标准，高校的落实力度不足。

政策沟通渠道不畅，企业参与度低。

广州跨境电商政策的制定多由政府部门主导，缺乏与真正了解行业及业务场景的企业、行业智库、行业协会、服务商的充分沟通，导致政策与企业、市场需求脱节。

许多企业反映，不知道广州有哪些跨境电商支持政策，也不知道如何申请，政策的知晓率和使用率较低。

而深圳、杭州定期举办邀请行业智库专家共同参与的政策宣讲会、企业座谈会，建立务实可行的政策咨询服务平台，让企业能及时了解政策、享受政策红利。

五、老广州跨境出海人给广州的建议

作为在广州读书生活工作近30年且在广州经历全球品牌出海、跨境电商和跨境出海10年的亚觅出海，很是想给广州跨境出海发展一些建议：

1、政策层面：对标深杭，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

广州须摒弃“被动跟进”的政策思维，全面对标深圳、杭州，构建“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具体、保障有力”的跨境出口电商政策支持体系。

首先，制定专项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借鉴深圳、杭州的经验，出台《广州市跨境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2030年）》，规划应明确产业布局、生态构建、人才培养、品牌培育等重点任务，让政策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

其次，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优化补贴政策。设立跨境电商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海外仓建设、独立站搭建、品牌营销、供应链升级等领域。简化补贴申请流程，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实现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提高政策获得感。

再次，创新财税支持政策，降低企业成本。积极争取国家试点，推进跨境电商“无票免税”政策和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实行跨境电商出口退税“即报即退”，缩短退税周期。设立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专项补贴，对企业聘请专业智库及财税机构进行合规整改的费用给予补贴，帮助企业降低合规成本。

最后，完善通关便利化措施，提升物流效率。优化广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功能，实现“关、汇、税、清、融”一站式办理。推动白云机场、南沙港建立跨境电商专用通道，实行“7×24小时”通关服务，提高通关效率。加大对跨境电商物流的支持力度，拓展国际货运航线，对跨境电商货运包机给予补贴，降低物流成本。

对比深圳、杭州过去五年的政策支持，广州需在三个方面实现突破：

一是政策的系统性，从单一措施转向“规划+基金+财税+物流+人才”的全方位支持；

二是政策的针对性，聚焦企业痛点难点，提供精准支持；

三是政策的执行力，建立政策落实监督机制，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在十五五电子商务发展计划中，广州应将跨境电商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纳入城市发展核心战略，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传统产业升级等战略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2、产业层面：推动外贸转型，激活供应链潜力

引导传统工贸制造企业、内贸零售企业、品牌集团企业向跨境出口电商、跨境出海转型，激活产业供应链潜力，是广州跨境出海的当务之急。

一是建立外贸转型支持体系。出台《广州市传统外贸企业跨境电商转型行动计划》，设立转型专项补贴，对传统工贸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平台入驻费、运营培训费、营销推广费给予补贴。

组织开展“外贸转型赋能行动”，邀请跨境电商平台、行业智库、服务商、龙头企业为传统外贸企业提供付费培训和咨询服务，每年培训企业超1000家。

建立外贸转型试点企业制度，选择100家传统外贸龙头企业进行重点培育，提供“行业智库一对一”精准服务，打造转型标杆。

二是推动产业带数字化转型。聚焦纺织服装、美妆、家具、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带，建设跨境出口电商产业带数字化转型示范基地。

支持产业带龙头企业建立柔性供应链体系，适应跨境电商小批量、多批次的需求。搭建产业带跨境电商对接平台，整合供应链资源，为中小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一站式货源采购服务。推动产业带与跨境电商平台深度合作，帮助企业拓展全球市场。

三是培育跨境电商产业集群。

规划建设“广州跨境电商明星示范产业园区”，整合办公、仓储、物流、培训、金融等配套服务，吸引跨境出口电商企业、服务商、行业专家智库集聚交流。

重点打造白云/花都/荔湾/增城平台型卖家集聚区、番禺/海珠/天河/黄埔独立站卖家集聚区、南沙/花掉/从化/增城跨境电商物流集聚区，形成“多核多极”的产业布局。

支持园区引入跨境电商平台、行业专家智库、物流服务商、支付机构、财税机构等，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降低企业综合试错及运营成本。

四是加强品牌培育，提升全球竞争力。

出台跨境电商品牌培育政策，设立品牌培育基金，引入更多本地专业智库伙伴，对企业开展多渠道本土化产品品牌出海的战略升级、出海孵化、国际认证、商标注册、品牌营销给予补贴，支持企业参加国际展会、海外路演等活动，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

3、行业层面：规范发展秩序，强化合规支持

针对跨境电商行业存在的合规风险，广州需加强规范引导，强化合规支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一是建立合规服务体系。

搭建广州市跨境电商合规服务平台，整合税务、法律、知识产权、跨境支付等专业服务商资源，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合规服务。

组织本地专家智库编写《广州市跨境电商合规运营指南》，涵盖平台规则、财税合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内容，免费发放给企业。

定期组织本地专家智库举办合规培训和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政府官员为企业解读政策法规，提升企业合规意识和能力。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联合海关、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知识产权执法行动，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支持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国际注册和维权，对企业的商标注册费、专利申请费给予补贴。建立跨境电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帮助企业快速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降低维权成本。

三是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出台跨境电商行业自律公约，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建立跨境电商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对诚信经营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和荣誉表彰，对违法违规企业进行联合惩戒。加强对跨境出口电商平台的监管，规范平台规则，保障卖家合法权益。

四是应对行业风险挑战。

建立跨境出口电商行业风险预警机制，联合行业专家智库及时发布市场渠道变化、平台政策变化、贸易壁垒、汇率波动等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前应对。

设立跨境电商风险应对专项基金，为企业应对不正常封号、贸易摩擦等风险提供资金支持和法律援助。加强与国内外跨境电商行业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提升广州跨境电商的行业话语权。

4、人才层面：创新引育模式，释放人才活力

广州拥有丰富的人才储备，但需创新人才引育模式，让人才活力充分释放。

一是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支持高校深化跨境电商专业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增加跨境出海战略、多渠道本土化产品品牌出海战略落地、亚马逊运营、独立站建设、跨境物流管理、海外营销等实操课程。

建立跨境电商实训基地，推动高校与跨境电商企业、行业专家智库、服务商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学生在校期间即可参与真实项目运营，提升实践能力。扩大跨境电商职业教育规模，支持职业院校开设跨境电商相关专业，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

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出台《广州市跨境电商人才引进计划》，针对跨境电商运营总监、海外营销专家、AI工程师等高端人才，提供安家补贴、子女教育优惠、住房优先权等政策支持。

举办跨境电商人才招聘会、海外人才对接会等活动，吸引全国乃至全球跨境电商人才来穗发展。建立跨境电商人才“绿色通道”，简化落户流程，实现“一站式”办理。

三是搭建人才交流平台。

联合行业协会、本地专家智库共同举办广州跨境电商人才节、行业峰会、技能大赛等活动，为人才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建立跨境电商人才数据库，整合人才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人才对接服务。

支持跨境电商行业协会、本地智库机构开展人才研究，发布人才需求报告，引导人才培养和引进方向。

5、教育层面：高校自我革命与本地智库赋能

教育层面的突破是广州跨境出海长期发展的关键，需推动高校自我革命，同时发挥本地专家智库机构的赋能作用。

高校自我革命需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更新教育理念，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树立“跨境导向、实操导向、创新导向”的教育理念，培养适应跨境电商行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重构课程体系，删除过时的传统外贸课程，新增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海外社交媒体营销、跨境电商数据分析、跨境合规管理等核心课程，建立“基础理论+核心技能+实践项目”的课程体系。

三是创新教学模式，采用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方式，引入跨境电商真实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到跨境电商企业挂职锻炼，邀请企业专家智库、行业精英进校园以客座教授身份持续系统授课，培育市场需要的既有战略视野、也有复合能力的综合性跨境出海人才。

发挥如亚觅出海这种本地智库机构能力是重要补充。

广州拥有一批从跨境电商行业发展起来的本土智库机构，这些机构熟悉行业动态、了解企业需求，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咨询顾问孵化陪跑服务。

政府应加大对本土智库机构的支持力度，为其提供资金补贴、资源对接等政策支持，鼓励智库机构开展跨境电商行业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训、企业诊断等服务。

建立政府与智库机构的合作机制，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行业监管等方面充分听取智库机构的意见建议，让政策更贴合行业实际。

支持智库机构与高校、企业合作，开展跨境电商人才培训、课题研究、项目孵化等工作，形成“智库+高校+企业”的协同赋能模式。

此外，还应推动建立跨境电商终身学习体系，支持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开展面向企业员工、创业者的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

通过高校自我革命与本土智库赋能的双轮驱动，为广州跨境出海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6、其他方面：挖掘特色资源与优化发展环境

除上述重点领域外，广州还需挖掘特色资源，优化发展环境，为跨境出海增添新动力。

一是充分挖掘侨胞资源。

出台《广州市侨胞参与跨境电商发展行动计划》，搭建侨胞跨境电商合作平台，为侨胞提供政策咨询、资源对接、创业支持等服务。支持侨胞利用海外渠道资源，帮助广州跨境电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建立海外仓、处理售后问题。

设立侨胞跨境电商创业基金，对侨胞在穗创办跨境电商企业给予启动资金支持。举办侨胞跨境电商论坛、对接会等活动，促进侨胞与广州跨境电商企业的合作。

二是推动直播电商与跨境电商融合。

出台《广州市跨境直播电商发展支持政策》，支持直播机构开展跨境直播业务，对跨境直播设备采购、海外流量推广、外语培训等给予补贴。

建设广州跨境直播电商基地，提供直播间、仓储、物流、翻译等配套服务，吸引跨境直播机构集聚。支持主播开展跨境直播，评选“广州跨境直播达人”，给予资金奖励和政策倾斜。推动跨境直播与产业带深度融合，举办“产业带跨境直播专场”活动，帮助企业快速打开海外市场。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跨境电商企业“一站式”服务中心，整合商务、海关、税务、外汇、市场监管等部门资源，实现企业注册、备案、通关、退税等业务“一网通办”。

推行跨境电商企业“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模式，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加强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监管等工作，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四是加强区域合作。

深化与深圳、杭州等跨境电商先进城市的合作，学习借鉴其发展经验和政策措施。

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的产业协同，整合供应链资源，形成“广州研发设计+珠三角生产制造+广州跨境出海”的产业格局。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拓展海外市场，建立海外仓和展示中心，提升广州跨境电商的全球辐射力。

结语 广州 我哋撑硬你！

广州，这座从不缺乏商业底蕴和开放基因的城市，在跨境出海的新航道上，一度显得有些迟疑和笨重。

它被“嫌弃”，并非源于资源的匮乏，而是源于认知的时差、战略的摇摆与生态的迟滞。

十年光阴，足以让一座城市错过一个时代；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广州手中紧握的，依然是华南甚至中国跨境出海最优的产业底牌、行业智库、人才底牌和枢纽底牌。

现在最需要的，是正视差距的勇气、重塑战略的魄力，以及将千年商都积淀的商贸智慧，与多渠道本土化产品品牌出海、AI时代的速度和知识进行一场彻底的重组与融合。

政策、产业、人才、教育、智库、生态六箭齐发，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将“跨境电商之城”的蓝图扎扎实实写在广州的大地上。

时间，从来不会等待任何一座沉睡的巨人。

广州，是时候醒来，并全力奔跑了。

广州，我哋撑硬你（我们一定支持你）！

最后 给跨境出海中产的建议

于跨境中产而言，在企业和行业面临合规合规要求时，传统单纯的税务申报已无法应对跨境出海企业发展过程中境内外、企业发展、个人财富、家庭健康、子女教育等系统风险挑战，亚觅出海团队的四位一体方案通过“合规筑基、增长赋能、治理护航、资产增值”的全链路服务，打破单一解决方案的局限性，实现“风险可控、业务增长、财富稳健”的三重目标。

唯有将合规内化为企业与家庭的核心能力，才能在跨境市场的竞争中真正“留得青山、守住财富”。